作者：硅基
审核：纤阿

  作稿时，我是在因疫情而封锁的学校，一是学校图书馆借书到了上限，二是遗忘做了笔记的书都在远在南方的家中。所有内容基本是凭借我不太靠谱的记忆写作而成，所以本篇讲稿所说的中国传统哲学必定会有极大的缺漏、错误，各位朋友记得以谨慎批判的态度阅读。

  中国传统哲学一般来说指的是自中国古代先秦百家争鸣以来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在东亚地区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中国哲学体系，或言“东方哲学”。与其相对的概念“西方哲学”相比，中国传统哲学体现出非常多的独特性质：重视道德律令与社会形态而轻视自然科学体系方法；强调统一性而轻视特殊性；重视人而轻视物；认可最高秩序的实际存在，向往人与外在的统一和谐；有强烈的朴素辩证性等等。而这样的哲学在长达千年的漫长封建社会实践中塑造了我们如今所说的“中华民族精神”，也为当代的现代中国留下了巨大的文化惯性。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学习了解可以帮助各位理解中国当下的思想局面，追本溯源的理解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

  中国传统哲学的萌芽初生阶段是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在百家争鸣以前的上古中国存在的是原始信仰与原始道德组成的原始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种子。随着生产力发展，夏商周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及其政治文化上层建筑达到了生产力所决定的上限。更加先进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要求更加集中的中央权力，于是引发了春秋战国长期且频繁的战争，社会动荡不安，生产遭到巨大破坏。此时夏商周匮乏的哲学被先进的思想者反思总结发展，在动荡时代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学派；

  对于地主统治阶层，各个地方精明的统治者意识到了，既往的未经总结系统化的原始思想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的统治发展争霸的需要。于是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所对应政治统治哲学与地主统治阶层形成利益共同体，在这一阶段相互成就，相互促进。

  对于广大平民阶层，动荡的社会对其生产生活带来重大的破坏。于是平民阶层朴素的团结愿望与其先进生产力结合，在墨子这样一位光辉灿烂的伟人的带领下形成了有组织的有纪律团结一致的原始党派集体：墨家。另一方面广大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对恢复生产的渴望促使技术性哲学派别农家因农业生产的进步而诞生。

  墨家与农家因为其切实的生产力发展需求，发展出了原始的技术与科学。至于道家……是原始道德惯性所带来的幼稚理想与当下社会大动荡带来冷酷现实给作为小官僚阶级的老子巨大的精神空缺，使其有“出世”的欲望与“入世”的理想。在这一巨大矛盾下诞生具有巨大超越性的早熟哲学，站在至高的规则的“道”的立场下构建了新的道德体系与认知体系，以一种超越当世的姿态脱离一时，用永恒与宏大来安心立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后来庄子继承了这一道德体系与认知体系，实现了对自我探求与自由精神世界的哲学构建。同时也有如名家、阴阳家、小说家、杂家等学派为各类不同的阶层群体服务。不过其独立性都相对较弱，要么在不断地与大学派的斗争与交流的过程中被同化，要么后来退化为了纯粹的技术学问，但其独立的思考与桀骜的斗争姿态也极大地促使中国早期哲学的成熟与发展，也有其巨大的历史贡献。

  发展到战国后期，秦国为主的强硬统治哲学学派法家、兵家，以武力暴力手段维持稳定争夺霸权的尝试取得巨大成功。这种成功给了统治阶级与法家、兵家一种错觉，即激烈斗争阶段的哲学与方法可以直接套用在统治结束后的治理与建设上，所以秦朝二世而亡。这给了兵家巨大的打击，使其退化到了独立的抽象技术知识体系而非一个独立的哲学学派。这一变化最大的体现就是此后大多只有“将军”之说，而少之又少“军事家”。法家则不满足于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中央集权需求，也被后来的汉代儒家改造吸收。其余众多学派大多下场如此，其最典型的标志事件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有立足于更加深远宏大的最高规律的道家还维持的一定独立性，但也由于政治上学术上的压迫，道家与先祖宗教崇拜合流，发展出了宗教界的一朵奇葩：“道教”。

  直到秦朝大统一，百家争鸣所依赖存在的乱世不复存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发展出了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中央集权统治手段：“统一思想”。秦亡之后刘邦所言“约法三章”就是通过反对秦所奉行的强硬法家思想，从而获取民心。但是他本人也没有抛弃“统一思想”“中央集权”这一基本原则，这是幅员辽阔，人口巨大的中国稳定统治的必然。秦的失败也让统治阶级意识到了思想错误的巨大恶果，也促使了汉景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实际上就是“扬弃各家，以本就是”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重新糅合出的一个更完善的更满足统治阶级中央集权需要的“新儒学”。“新儒学”的重要特点就是继承了道德教化，君仁民爱的基本思想框架，又将法学、道学中有利于稳定统治的智慧有机结合在儒学的核心框架下，构建出了一套有利于统治阶级与儒生利益共同体长期利益的社会结构。这一成功的思想改造不仅维系了汉三朝的超长时间统治，还奠定了儒学未来千年的中国哲学核心地位。

  儒学所要求的就是君主制，儒家思想改造的中心本就是国家君王，是要求君王实行“仁政”，塑造了一个道德上的模范与偶像：“君子”。用这一模范来教化人民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初始的儒家政治治理理念逻辑是：“君王实行仁政，爱人民，人民也会爱仁君。道德礼乐教育用于教化人民，家庭伦理规范来整理社会关系，组织生产。从上发起，形成一个自上而下各居其位的稳定社会。”

  在董仲舒的改革下，儒家在以道德为核心的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融合了许多其他学派的有效手段与想法。比如融合了以成文法律来限制君王权利、规范社会风气的法家手段；在生产遭到巨大破坏时采取休养生息的道家手段。完善后的儒学更加有效的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

  儒家试图以道德教化，情感规范，血缘系带为主要手段来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儒家仅仅停留在“重农抑商”的反动消极认识层次，这也是必然的局限性。

  如此之后，由于儒学所要求的“重农抑商”的重要统治思想，我国资产阶级发展极为缓慢，哲学思想的总体格局长期停留在了封建社会层次而没有大的突破。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由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转而向道家寻求精神支柱，发展出了魏晋玄学。其余总体呈现治世儒家乱世道家的大致规律。

  到了唐朝，自南北朝不断发展的佛学思想被统治者继续重视而盛行发展，为既往的儒道相争格局注入了一剂独特而有力的新思潮。同时由于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稳定，统治者清醒，总体治世、文化也随大幅兴盛。彼时的中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无数思想，宗教在东方交会，乃至于长安居然有锡教（拜火教）的教堂。当时的文化盛景可见一斑。

  在这么一个文化交融的时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是不断丰富的物质材料，一个是已经有了诞生之势的资产阶级，新的思想在时代推力之下碰撞而生——外来的佛教在经过了南朝到隋朝到早唐的几次乱世，其往生轮回，因缘聚散的超然世界观安慰了人民现实的困难，用美好往生的图景赢得受苦难现世折磨的信众。但是不同的统治者对佛教有着不同的态度，有的信仰佛教，所以佛教大肆发展，出现过一寺一锅百僧人的盛况。但是过于庞大的宗教群体不事生产，导致了社会的落后，形成教政合流的腐败共同体。有的认识到了佛教的弊端，抑或抱着崇古排外传统，开展“灭佛”“禁佛”运动，让佛教不断屈服于强权。在唐朝之前，佛教这种波折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广大的群众基础，一方面也被迫的进行了中国本土化。到了武则天时期，禅宗六祖慧能的出现彻底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也转变为了“佛学”。

  与思想政治势力转变为宗教势力的道教不同，佛教在中国是以纯粹的宗教形态出现的，随着波折的中国本土化历程，逐渐脱离宗教影响形成中国哲学的思想势力。最好的佐证就是你可以不作为佛教徒而读佛经，且可以认可并运用其中的知识智慧，而且这种知识与智慧你无法在当时的儒家道家中找到。

  佛教起初为中国人带来了一个异质化的彼世，没有姜子牙所规定的封神榜，而是人人可修行成佛；没有此生偶然，只有轮回必然。最最重要的是佛教将人生苦难及其解决方法纳入了其思想核心——包括苦难在内的一切都是虚无的色相，物质因缘聚散，精神轮回往复，对物质的需求（欲望）被描述为一切苦难的根源，是无意义的执著。所以佛学最高追求是“四大皆空”，修炼的过程是“破执”，“破相”。乃至于破除了“我执”，我都可以不存在了，便进入了纯粹精神的化境，回到了最纯真通透、慈悲善良的状态“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佛教各种不同派别的区分大抵是对佛经的解释不同，修炼方式的不同，总体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从气质来讲，佛道两家是相近的，但是还是有本质区别的。道家再如何出世清虚，其核心的还是解决现世问题，现世如何活得自在才最重要的，不会把幸福富贵留在虚无缥缈的彼世，也不会否定自身的存在。在未经中国化的佛教中，对彼世与成佛的信仰是极为坚定的，甚至有僧人于高山上集体静坐，饥饿受冻而死的记载。这与中国世俗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的宗教性被削弱了，世俗性增强了。王阳明的著名事迹之一“劝老和尚还俗”也是这一过程的佐证。我们现在无法理解当今印度有“佛教极端分子”大抵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接触的是中国化世俗化已久的佛教。这一判断也可以通过与中原文化相对隔离的藏传佛教“密宗”对比得出。

  我国传统的儒道哲学终究是重视现世的，“子不语怪力乱神”，《道德经》全文没有一句讨论彼世地府生死去由。其本身的哲学体系是不带有宗教性的，只是迷信活动与先祖崇拜行为在后世创造了“地府”、“凌霄宝殿”、“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等宗教概念。即便如此，这也是原有的现世教化衍生，如同西方天堂地府一样，是针对约束现世行为的。这就导致了儒道哲学终究无法科学解释一些基本问题，比如“精神来由”、“人的本质”之类的，要么直接避而不答，要么诉诸神秘。要正确认识中国哲学，既要剥离宗教性讨论其实际的思想，也要结合宗教性讨论其思想局限。

  所以佛学的传入与中国化补全了儒道哲学所没有的或者忽视的超越性问题，同时也带来了崭新的价值观。老子《道德经》也没有脱离现实生活中的“君”、“民”、“水”、“婴儿”，其实和儒家一样无法脱离政治。而儒道两家自诞生以来就长期与统治阶层治理需要结合，形成的哲学体系实际上是脱离不了政治实践的。对于统治阶层，儒道终究是以政治为目的的学问，这也是这两家能一直贯穿封建社会始终的原因。所以对于广大平民百姓，这些学问是不必要的。他们要学习，那必然是要去考试、去当官了，本质还是统治阶级的自我维护。

  但佛学可以真正脱离政治普及到平民大众当中，佛学重视无论阶层的普通人的精神需求，用宗教手段来安慰普遍群众，尤其是禅宗：“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极大地降低了普通群众学习佛学的门槛。同时佛学在中国化了以后，也可以满足统治阶级需求的社会道德教化，所以在唐朝时，一个“儒释道”核心的中国哲学体系已经初具格局了。经历了这一轮冲突融合，加上资产阶级发展需求的推动，中国哲学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到了宋朝明朝，周敦颐、朱熹、二程、陆王等人的出现推动着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哲学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这一阶段的儒学有两个大的发展方向：一个是高度体系化的学术政治统一体的进一步衍生，即程朱理学；一个是结合了佛学道家思想的回归人民的陆王心学。

  到了这一阶段，中国传统哲学已经基本成熟。而代表资产阶级新思潮的黄宗羲等人所研究出的哲学就带有一定的近代色彩了，出现了一些诸如“民主诉求”、“自由市场”的政治观点。不过其基本方法也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这是必然的局限性，只是确实脱离一般的中国传统哲学体系。才疏学浅，不好定论，此处略过。

  程朱理学的核心人物是二程和朱熹，其延续了既往的儒家学问，强调“正统性”。现在学界对其的评价是较低的，但是对于统治阶级而言，程朱理学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思想统治工具，这是知识群体与统治阶级利益共同体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一种最终的接近完善的形态。程朱三人改造后的理学开始推崇“存天理，灭人欲”，不断地强化道德训化直到极致。于是出现了所谓“烈女”、“贞节牌坊”之类的对女性的压迫，还有诸如“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之类的恐怖故事。朱熹的四经集注更是让“崇古排新”和“穿凿附会”的风气大行于后世，这也大抵是李宗吾当初总结“西方的学问一开始很简略，后来越来越紧密完善；中国的学问一开始就非常之高，后来就越来越不行。”的原因了。虽然理学士们掌管着道德评判权，但是士大夫阶级本身大多风流得很，到后来就发展成殿堂皆是伪君子了。程朱三人的道德学术水平是高的，但是因为其学问综合体的存活发展终究受制于与统治集团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而封建专制君主统治集团终究是要腐败的，这是无论出多少个程朱大儒都救不回来的。

  至于陆王心学，尤其是王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儒学最后的高峰。其真正意义上地吸收了佛学与道家的精粹思想（虽然他本人口头上不同意），将诉诸“天道”的儒学回归了人本身，回归了人心（主观能动性）。而且人不是只指士大夫阶级，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人。所以程朱理学帝王将相得学，但他们学了也厌烦，这是被理学皇权利益共同体异化了的学问，是对人异化，把人的价值抽离给虚无缥缈的“天道”的学问。为了天道，你的生命不足一提。但王阳明提出“心即理”，天理不是抽象的外在的亘古不变的、只有几个圣人能掌握的天外之物，而是存在于无论帝王将相，行夫走卒每个人的“心”中。道德是由人心产生的，不是外在的，不是圣人规定的，是属于你自己的。这是一套对于人民的儒家哲学，一切依旧围绕着“道德”即“仁”这一核心展开，但是其性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心即理”和“见性成佛”一样，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门槛，真正面对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学习需求，不被束之高阁，不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当时民间对王阳明的推崇与欢迎原因在此；其次，“心即理”破除了外在的抽象的“天道”存在，有的只是发自内心的道德，没有脱离了具体的人存在的“天道”，也没有具体的外在的他者强加给你的“天道”，“天道”在于你的心中。重新把被“天道”夺走的人的意义交还给了人，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了个人意志对群体意志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阳明的突破颇有些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扬弃的味道。但是因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依存于不事生产的士大夫阶级，没有经过实践与科学化精准化的表述，没有形成严谨科学的方法论，终究与马克思相差一个科学性。

  在这之后的清代，因为最高程度的中央集权意味着更加严厉的中央管控，文字狱与思想限制让中国哲学的发展几乎趋于停滞，“八股取士”从根本上断了传统哲学在清朝发展的根。只有当近代隆隆的炮声逼近，西方的思想逐渐传入我国，我国的思想界才重新进入新一轮的突破，但这已经脱离了传统哲学的范畴。

  上古原始道德思想的种子洒在中国大地上，气候不断转暖，雨水充足，所以百家争鸣萌芽丛发，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只有儒、道两棵树长了起来，儒占据着最富饶的水土，茁壮兴旺，高大繁茂，只是木质松软。道桀骜地生于崖边的秃岩，不高不壮，叶片零落，但颇为坚硬强韧。千百年来，四季轮转。气候好时，鸟儿们积聚在儒。气候恶劣时，鸟儿们畏缩在道。在一个非常喜人的春天，一只远方的鸟带来了一颗叫佛的种子，这个佛不同于其他短命矮小的种子，在中原一落地，就呈现出了疯涨的势头。植物学家说，那是儒道两家无法回收利用的一种代谢废物在土壤聚集，而这种废物正好是佛的生长肥料。为了防止佛过度生长夺取了生态位，儒几次挤压佛，终于止住了其生长的势头。不断的大摩擦小摩擦中，儒释道成了当地三棵大树的统称，随着土壤的肥沃与气候转好，三棵大树不断生长，不断竞争，他们发现彼此都可以取长补短，各取所需。三棵大树在竞争与合作中成长茁壮，形成了和谐美好的生态关系。这便是名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群落演化大致过程。

  【第一段 传统哲学史概述 结束】